开端

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黄河职工，砌坝、培堤，巡防……从青年到中年，到老迈，在河边上挥洒着他辛勤劳作的汗水。那年，一次工伤落下了病根，无奈提前病退。

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，工人退休允许一名子女接班。或许是父亲重男轻女的旧脑筋作祟，或许是想把我作为他“治黄情节”的延续，在二姐和我之间，这项“殊荣”落在了我的头上。要知道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吃商品粮，端铁饭碗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。当时，姐姐已经在家务农几年，而我刚刚升入高中，求学是我的最大愿望，从没想过要当什么黄河工人，按道理这个机会应该留给年长的姐姐，为这事母亲私底下跟父亲商量过多回。但是，一向民主的父亲在这件事上却非常“独裁”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为此，姐姐伤心了很长时间，多年以后提及此事还耿耿于怀。

就这样，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，怏怏地被父亲拽到县上的医院作了招工体检，办理了辍学手续。

很快，单位来了通知，元旦过后报到。

我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一边抹着眼睛一边为我收拾行装，相同的话嘱咐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知道她放心不下从未走出过家门的儿子。那天夜里全家都睡得很晚。第二天早上，吃过母亲起大早手擀的面汤，换上母亲为我手纳的新衣，父亲踩着那辆跟了他几十年的老“国防”驮着我出了门。母亲和姐姐陪着我走了很远很远，久久地站在村头，直到不见了我的影子。

接连几天的大雪，路滑得厉害。几十里的路途，数不请摔了多少跟头，到达单位已过午时，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，崭新的搪瓷面盆也“全面开花”了。工程班的郑班长热情地迎接待了我们，他是父亲共事多年的老伙计，性格爽朗，洪亮的笑声能传出老远。看着他随和的样子，我无助的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
照顾我年纪小，每天出工大伙都尽量安排一些轻活。尽管这样，一天下来浑身也累得像散了架的风车，趴到床上再也不想动弹。如遇夜里大风，转天早上起来，屋子里落满了厚厚的沙尘，床上、地下，满头满脸都是，整个人就成了“出土文物”。度日如年，熬过了漫长的3周，我病倒了，发起高烧，喉咙肿得咽不下一根面条。大伙知道后纷纷赶着过来探望，红糖、罐头、挂面摆满了我的床前，郑班长还特意嘱咐食堂给我开了小灶。等大伙陆陆续续出工去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孤零零一人瞅着空荡荡的屋顶和墙旮旯里不时窜过的老鼠，想家的念头越来越重，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回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悄悄溜出了单位，一口气走出好几里，在大路边搭上了一辆回家的便车……

一路颠簸，又站在了熟悉的村口，双脚刚一踏进家门，积聚了多日的委屈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，不争气的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。见我回来，全家人都愣住了。“想家，请假回来的？”面对父亲的询问，我第一次说了谎话，那一刻我不敢正视他的目光。母亲和姐姐高兴地把我拉到一边，不停地嘘寒问暖。

临近傍晚的时候，院子响起了咚咚的叩门声。“找不着孩子，可把我们急坏了”，跟着声音进来的是郑班长。一下子，父亲全都明白了，“孬种！”他高高扬起的巴掌，却被郑班长拦住了：“老薛，你这是干什么！”……

我怔怔地立着，眼前晃动着两只紧握在一起的大手。那是两只父辈勤劳的大手，两只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大手，两只因多年凿石砌坝而震得关节变形的大手。郑班长没有指责我，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娃，咱工作条件是苦，可是咱黄河职工不开小差，既然迈进了黄河的门，就要干出个样来，给你爹妈脸上抹光。好好歇几天，早些回去上班……”，一席话，臊得我脸上火一样难受，恨不得一头钻进脚下的砖缝里。在家呆了几天，我又被父亲送回了单位。

这就是我走上治黄事业的开端，那年，我16岁。

如今，三十几年过去了，我的治黄经历如同一张张答卷，已由最初的不及格，到及格，到优秀。回想当年，面对父亲强加给我的选择，我无怨无悔……（薛翰章  薛岩国）